m6米乐激荡年代——民国企业家往事

 公司新闻     |      2022-08-05 21:03:14    |      小编

  m6米乐清末民初,外敌入侵、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早期民族实业家却在逆境中顽强挣扎与拼搏,

  本周凤凰大视野,为您讲述民族企业家奋斗故事和现代工商业的本土起源,探寻中国企业家自己的根。

  状元出身的张謇下海从商,担起了“办厂”的重任。只是他未曾料到,仅仅是让纱厂开机,就耗费了他三年时间。以一介寒儒的身份从官场“跨界”到商海,张謇遇到的是未曾想象的困难……

  1897年,张謇丁忧三年的假期已满,翰林院接连三封电报,要他回京复职。但张謇始终却借故推托。

  比起复职,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张謇说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也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可以在中国建设工厂,尤其让张謇感到悲愤。他说,“割地赔款如同身受重伤,但通商却是饮鸩止渴,毒在腹中。而今世界经济之潮流喷涌而至,不能视而不见,因此,非商战不可以救国。”

  1896年,张謇选定了南通城郊的一块地作为厂址,并和沈敬夫等5位老友,一起公布了《大生纱厂集股章程》,准备公开召集6000股,每股100两。

  为了办厂所需的60万资金,张謇到南通和上海两地跑了两个多月,也几乎是“颗粒无收”。

  “状元经商”果然争议四起,被人们传为笑谈。有一次,南通300位秀才还一起羞辱张謇,说他是儒林异类。

  作家吴晓波:“有一次他(张謇)把钱都用完了,他都回不了南通,只好到马路上去卖字,卖字赚点钱,然后好不容易才回到南通。他一开始的钱里面,甚至有一些是半股都有,就是几十块钱,有些和尚的钱、尼姑的钱,他也要。”

  1897年,忙碌了两年的张謇,只筹到了八万两资金,还不到预期的五分之一。困顿之中,他找到了南洋大臣刘坤一,希望南洋纺织局能够给大生一些支持。8月,南洋纺织局以纺纱设备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争平:“张之洞叫他们设立的商务局,实际上是官派机构。他(张謇)就是奉旨奉令、奉两江总督的令来办厂的。这是状元“下海”……正是有了这个官员的身份,他再办厂,征地、买材料、买设备等等,来筹集资金。你要没有个官员身份,还更加困难。”

  筹办了两年的大生,终于有了生产设备。即使有了政府的支持,张謇又用了两年,才筹集到了不到20万商股。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说你就将就现在这点棉花纺成纱,把这些纱拿出去卖,卖的钱再买棉花,然后再纺成纱再卖,叫“更续自转”。采用这种办法,破釜沉舟,最后一招棋。”

  借助自己状元的名号,张謇为大生的纱布取名“魁星牌”。他的老师翁同龢也为他写来了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凭借大生的成功,张謇又迅速开办了两间分厂,产品的商标依然和魁星有关。除此之外,他还开办了给纱厂种植棉花的垦牧公司,利用棉花下脚料榨油的广生油厂,为大生运输原料和产品的运输公司。

  直到大生纱厂开机的第四年,1903年4月27日,张謇才升官至三品,穿上了许久没有穿的翰林院修撰官服。

  卢作孚的奋斗故事也同样坎坷。他原本受邀就任永宁道尹教育科长,兴办图书馆,计划教育救国,不料因军阀混战被迫离开永宁。

  1925年10月,卢作孚开始在重庆合川镇招股,准备筹集2万块银元,买一艘现代化的轮船。

  此时,四川还没有铁路,公路也极少。沿长江从上海进入四川的运费,甚至比从美国到上海的还要的昂贵,因此,这条水路又被称为“黄金水道”。

  乡亲们对于没有什么实业经历的卢作孚信心不足。半年的时间过去,他仅仅凑齐了8000块银元。

  1926年5月,卢作孚在上海定制的轮船即将完工,但是船款依然没有凑齐。一些交了钱的股东,也因为许久看不到船而扬言要退股。

  原民生公司员工刘本祥:“还差好几千块钱,当时叫银元,差好几千银元。这个时候如果钱不交去的话,那民生轮船就不能出厂,就不能开回河川,怎么办呢?卢作孚就同我舅父商量,我舅父就把,也还是冒很大的风险,就把当时他的教育局的资金,挪用了几千块钱银元借给卢作孚,因此把这个船开回。钱交齐以后,船才开回河川。”

  1926年7月,卢作孚终于从上海开回了第一艘轮船。他给这条船取名“民生”,来自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意思是:“兴大利,以厚民生。”

  民生公司开办之初,许多轮船公司主要经营的是货运长途业务,卢作孚避实就虚,选择短途客运。民生第一年的股东分红,就达到了25%,资本增至10万。

  到1929年,民生已经有三艘轮船,每天往返于重庆、涪陵、合川之间。这样的发展速度,很快引起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

  自1858年清政府丧失内河航运权以来,外国人的轮船已经在中国的长江上,游弋了70多年。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占据了长江流域大部分市场。

  而中国人的轮船公司则大多只有一艘轮船,而且时时相互拆台。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挤压之下,每年都有中国人的轮船公司倒闭。

  卢作孚没有采用降低工资的方式来提升竞争力。仔细地分析了利弊之后,他觉得还是应该提高服务质量。

  民生公司员工刘本祥回忆,当时民生公司船上的服务员,会把从船头接到的顾客一直送到仓位;船上除了中餐西餐,还专门推出几样特色菜,比如“咖喱嫩鸡”。

  卢作孚之子卢国伦:“最后斗争下来的结果,还是有一个轮船公司垮了,那就是美国的捷江公司。他在中国一共有七条船,最后是把他船卖了,民生公司收购了大部分他的船。”

  1931年,卢作孚提出联合中国轮船公司,一致对外的经营方针:只要愿意出售的中国轮船,不论好坏,民生一律买下;船员直接转入民生公司上班,不让一个人失业;愿意合并的公司,民生负责所有的债务。

  第一年,就有7家轮船公司并入民生,轮船数增加到12艘。四年以后,1935年,民生合并了长江上游的所有中国轮船公司。

  1943年10月,卢作孚写下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他说,“这一篇民生实业公司的小史,不是注视它如何成功,而是注视它如何经营艰难困苦。这一桩事业,从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许直到无穷的未来,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中。”

  建国初,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中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和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