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米乐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和的区别，也不知道新和旧的区别。

　　我们人承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的最低纲领和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是什么呢？这种不是任何别的，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之，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才是真，其他都是伪。只有《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造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是旧范畴的，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是旧民主主义的，是旧。

　　在这以后，是新范畴的，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是新。只有这种，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新或真，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或半。

　　第一，革命的，新，或真，必须是联俄的。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24)，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新，或真，必须是联俄的，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

　　第二，革命的，新，或真，必须是联共的。如不联共，就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么，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必须是联共的，否则，就要灭亡。这是的存亡问题。联共则存，则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新，或真，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25)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真，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26)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新或真，必然是农工政策的。如果有什么一种，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新，真，是新民主主义的，是旧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中国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才和中国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至于旧，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当然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前的，乃是旧范畴的，乃是过时了的。如不把它发展到新，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的助力，把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同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旧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者记取此语。

　　如果是旧范畴的，那就同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它要反俄、、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它不但和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m6米乐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农工的伪，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